碳中和發端于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國際治理，并成為區域競爭與經濟社會發展系統性變革的影響因素。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并帶來極端天氣頻發、自然災害損失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影響，妨礙人類文明進程。碳中和成為各國的共同價值取向，成為區域乃至國家間競爭的新標桿；有關碳中和戰略合作、國際標準制定、低碳經濟及貿易談判等議題決定了領先者將占有道德制高點和較大的國際話語權。

一、碳中和成為新的地區競爭焦點

國家氣象局網站2021年8月發布信息稱，氣候變化政府間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AR6）第一工作組發布的《氣候變化2021：自然科學基礎》報告指出：研究發現氣溫變暖在加速。

未來20年平均溫升達到甚至超過1.5℃。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規模進行碳減排，否則升溫將無法控制在1.5℃或2℃以內。全球溫升1.5℃時，熱浪將增加，暖季將延長，冷季將縮短；全球溫升2℃時，極端高溫將更頻繁，達到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的閾值。氣候變化將影響降雨特征：部分地區降雨和洪水加大；而其他一些地區則更干旱；高緯度地區降水增加，大部分亞熱帶地區降雨會減少，季風帶的受影響情況各異。21世紀海平面將持續上升，沿海低洼地區洪水更頻繁更嚴重，海岸受侵蝕。氣候升溫將加劇多年凍土融化、減少季節性積雪、冰川冰蓋消融、北極夏季海冰減少。海洋變化表現為海水變暖、頻繁的熱浪、海洋酸化和含氧量降低等，既影響海洋生物，又影響海洋生態系統。城市將放大氣候變化效應，如高溫（城市比周邊溫度更高）、強降水帶來洪水和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等。

麥肯錫《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對策》報告指出，受全球氣候變暖影響，中國將變得更加炎熱和潮濕；如果保持當前碳排放增速，未來將有1000萬—4500萬人受到極端炎熱天氣的侵襲。到2050年，年均GDP損失達1萬—1.5萬億美元。因此，要大力、快速和持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盡早實現二氧化碳凈零排放，以減輕對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碳中和是區域競爭的新領域。碳中和是近百個國家的戰略目標，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域間的綠色援助成為合作重點。2021年，美國重回《巴黎協定》等國際協議，旨在重振國際影響力和領導力，并通過發展清潔能源等重振美國經濟。以中歐綠色合作高級別論壇為典型的國際碳中和交流、談判、研討、合作，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多的成員國之間展開。各國都在積極布局低碳經濟，并將影響國際政治經濟走勢。

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是碳中和的關鍵。各國的能源碳中和戰略，以降低化石能源發電占比、減少煤炭消費為主，并不斷提高風電、水電、光伏、氫能、生物質等清潔能源的發電占比。在各國政策中，對清潔能源的投資是經濟復蘇中最有效益和最具有安全性的。英國、日本等國相繼宣布燃油車禁售計劃，具備數字化、智能化、新基建、低排放等特性的新能源汽車迎來更多的投資和市場機遇。

碳中和不僅是一場國際競爭，也是國內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碳中和為相關領域產業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機遇，包括引導國際綠色資本流動、人才就業、綠色產業與可再生能源創業投融資等。各國積極發展綠色金融以推動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各國紛紛出臺激勵措施，向企業提供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加大技術研發及其產業化投入，發展綠色產業基金，并引導社會資金投向，促進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產業全面轉型升級。發展綠色金融成為各國共識，綠色金融市場逐漸成熟。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在綠色轉型升級、綠色產業投資、綠色技術創新等方面均面臨較大壓力。

習近平主席在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2020年的氣候雄心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之后，《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2030年碳達峰行動方案》相繼發布，構成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頂層設計；將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全局，給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以極大信心。

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任重道遠。碳中和是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發達國家自然碳達峰模式我國無法效仿，必須自主探索，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從變局中開新局。近年來，我國碳排放強度下降明顯，2019年比2005年降低了48.1%。碳達峰碳中和取得的成效，顯示了我國的政策效率和執行力度，我國正在開啟一場經濟社會各領域全方位的變革，從行業到部門、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切實可行的方案和路徑，挖掘轉型發展的潛在機遇，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碳中和將重塑區域比較優勢及競爭格局

碳中和成為區域發展格局重塑的影響要素。產業轉移和比較優勢等區域經濟學理論將被改寫。碳達峰、碳中和將重塑生產力要素價值及其利用方式，如荒漠化地區發展農業面臨著水資源制約，卻具備“光伏+”等多種模式產業發展的有利條件。高碳排放的水泥行業布局，將出現新變化而不一定是“梯度轉移”。

總體上，氣候變化引起的碳中和要求、信息技術帶來的電商發展、高速鐵路帶來的貨物運輸便利以及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的形成，將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梯度轉移、區域比較優勢等傳統區域經濟學理論帶來重大挑戰。信息技術使商品生產和消費信息交流更加便利，從而改變了“信息不對稱”狀況；電商的發展改變了物流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局限；高鐵的快速發展將改變城市和居民分布特點；而共享經濟的新發展模式使物流成本明顯降低。所有這些，構成區域發展格局重塑的重要因素。

碳中和對區域經濟乃至所有經濟體都將是一場重塑。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碳行業產業占比大，技術先進，實現碳中和目標難度較小；中東國家、俄羅斯、澳大利亞等資源型經濟體，國民經濟收入很大一部分依賴于原油及礦產品，碳中和面臨中長期的挑戰，對財政的可持續性挑戰更大；高品質能源資源匱乏的經濟體，如中國、日本等，碳中和革命卻提供了一個降低對外依存度的契機。總之，不同區域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制造業水平和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技術創新能力等因素，將影響碳中和革命的應對效率。

城市間的產業轉移將出現新態勢。隨著我國碳減排行動的推進，許多企業將轉移到中小城市。從發達城市轉移來的產業大部分屬于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甚至是碳強度高的產業。在經濟增長強烈需求下，中小城市樂于甚至主動尋求“承接”。在中小城市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項目減排十分重要，但項目建設卻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問題。地方用于低碳轉型的財政資金相對于巨大的資金需求而言仍然有限。在中小城市大規模推廣應用清潔低碳技術的經濟條件也不具備。如果沒有低碳清潔技術的創新、轉移和擴散的相關融資機制，將導致低碳清潔技術無法在中小城市中廣泛應用。

可再生能源成為產業轉移的吸引力。可再生能源資源分布的地域差異將帶來產業格局的變化。我國建設了從西部外送清潔能源的特高壓直流輸電通道，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等省區成為清潔能源的外送基地。太陽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在我國西南地區，成為高載能產業集聚和生產的吸引要素。碳中和目標將導致產業“西進”，產業鏈供應鏈將出現新變化，粗鋼、氧化鋁、乙烯等產業的生產將伴隨可再生能源供給而變化，并影響區域經濟版圖。

碳中和要求改變城市建筑和基礎設施。我國城市建筑能耗約占27%；由于歷史原因，“生命線”工程不足，迫切需要統籌韌性城市、海綿城市等的建設；中小城市基礎設施的低碳改造任務繁重，北方冬季采暖系統改造成清潔供暖方式也需要巨大的投資。采用碳中和的處理工藝、降低污水處理各環節能耗，也是不同城市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小城市在“雙碳”技術人才引進方面尤為困難，盡管信息化時代為人才的“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創造了便利。

需要注意的是，區域發展不平衡風險將加大。山東、江蘇、河北、內蒙古、河南碳排放總量分別位居全國前5位，面臨較大的碳減排和綠色低碳轉型壓力。現有大城市碳達峰、碳中和路徑和場景，難以適應中小城市低碳發展，中小城市要另辟蹊徑，因地制宜。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中西部地區將面臨區域生態環境承載力下降、資源型企業競爭力不強、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科技型人才短缺、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不夠健全等諸多挑戰。

三、對區域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實現碳中和遠景目標的思考

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于開頂風船，善于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各地要謀劃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摸清“兩高”項目存量、增量情況，制定碳達峰行動路線圖，明確行業達峰時間和施工圖，制定配套政策工具和措施，推進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進程，實現高耗能行業碳排放率先達峰。提升建筑領域節能標準，構建低碳交通運輸體系，推進城鄉居民用能方式轉變，引導節能降碳技術創新推廣，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

碳中和將倒逼高耗能行業技術進步，催化產業鏈加速發展。據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測算，2030年碳達峰時，預計全社會將向零碳產業投資8.5萬億元；技術進步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創造10.9萬億元GDP。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及其上下游，電動汽車、生物燃料等行業，將迎來快速發展時期，成為新的增長點。

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碳中和產業本身發展潛力巨大，將極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污染，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并極大地提升就業數量與就業質量。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預測，低碳發展將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溫升控制在2℃以內為目標，2030年碳中和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失業率下降0.3%，可再生能源領域提供的崗位是最多的；相比煤炭生產領域的工作崗位，新的工作崗位更加清潔，對從業人員更友好。據國家氣候戰略中心統計，到2020年底，全國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工作人員在450萬人左右，與煤炭生產領域的工人數相當。2030年低碳領域的就業人數可達6300萬人，約5850萬人的可再生能源就業缺口將極大提升就業數量和就業質量。

實現碳中和目標，要優化能源結構，控制傳統能源消費，大力發展清潔能源。我國太陽能、風能資源豐富，發電是太陽能和風能的主要利用形式。隨著技術的不斷成熟和發電成本的不斷降低，過去五年我國的風電年均新增約3000萬千瓦。到2030年，我國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將達12億千瓦以上。發展清潔能源，還能降低對國外油氣能源進口的依賴，對降低極端天氣和氣候災害損失，降低我國對石油輸出國的依賴，確保我國能源安全，提升生產制造的自主性，意義重大。

實施綠化工程，提升生態系統碳匯增量。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主體，也是最重要的貯碳庫。植被通過光合作用，可吸收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發揮巨大的碳匯功能。要充分利用坡地、荒地、廢棄礦山等國土空間開展綠化，進一步擴大森林面積、增加林草資源總量。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持續實施“三北防護林”、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風沙治理、草原生態修復、濕地保護修復等重點工程，穩步推進城鄉綠化，推進森林資源年度監測評價和森林碳匯計量監測工作，積極探索推進林草碳匯交易。鼓勵企事業單位、團體和個人通過造林綠化、撫育管護、自然保護、認建認養、基礎設施、捐資捐物、志愿服務等方式，提高義務植樹盡責率。持續推行“互聯網+義務植樹”模式，提高社會公眾對義務植樹的認知度和參與造林綠化的幸福感，堅定不移地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不斷提升生態系統碳匯增量。

碳達峰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現代經濟體系的重要抓手。要創新理論、技術和制度，推動經濟、能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社會的系統性變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作者｜周宏春）